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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文學的生命體驗與哲思——鄭澤華文集《海客散墨》序

來源:湖北作家網    發布時間:2019-12-25    作者:黃大榮

  

  

照亮文學的生命體驗與哲思

  ——鄭澤華文集《海客散墨》序

   黃大榮

  澤華近日整理他的舊稿,于箱篋中揀出我在1992年的一篇講話《面對共同的世界》。近三十年過去,塵封的往事,煙云模糊的歷史底片,竟漸漸清晰起來。那年給沙市市青年作家頒獎,是有深刻的隱衷的。從充滿激情與幻想的八十年代,“歷史強行進入”九十年代,借用一位評論家的話說,人們有多少的驚恐與惶惑、無奈與反思,自問與警醒。意氣風發的文學大軍倏忽間潰散,文壇冷寂。我想到俄國作家謝德林的話,文學不會沉寂,因為文學的沉寂,無異于人民的死亡。頒獎不過是一種提振文學人士氣的形式。抑郁癥的典型癥狀之一,正是徹底的自我否定。而我們需要拋棄的,是八十年代的幻想,需要重拾的,是八十年代的激情。獎品是錢鐘書先生的一套著作。正值錢鐘書熱,很多人卻買不起這套書,那是需要一兩個月的薪資的。澤華把它發到微信圈的時候,開始我并不在意,現在我真要感激他,為我保留下一份珍貴的歷史記憶。原本想寫一點紀念文字的,借著給他的文集作序,說這幾句吧。

  近幾年明顯老去,眼力不濟,很少為人作序了。澤華與我有三十七年的師生之緣,又是忘年之交。我曾說,人與人的親疏,不在于過從甚密,但看任何一次邂逅,三言兩語,是否有一見如故的親切。澤華就是我為數不多的即見即近的朋友。《海客散墨》的序,我是一定寫的。

  海客,四海為客之謂也。語出李白“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之句。我想,澤華是取它的足行萬里、求索真相的寓意。散墨,乃是作家的自謙之詞,倒也有灑脫、愜意的意味。澤華還真是踐行古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抱負的。他書讀的多,博學旁收;路也走的多,大山大河,鄉野村寨,每有余暇便會驅車旅行。他的識見與境界,自是不同一般。澤華接觸西方哲學,可能比我更早。我是從文學延伸到歷史和哲學的,他更早直接進入哲學閱讀。有這樣興趣的文學人很少的。也因此,我和他在幾乎所有文史哲領域,尤其是20世紀經驗主義哲學和大歷史觀,都有共同的話題,相同的見解。很少有人理解我對于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看法,譬如孔儒道德理想國、老莊的逍遙,釋家的色空觀都有烏托邦性質;譬如“國學”,還有涉及對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舊貴族精神和文化人格的認知,以及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對魯迅與胡適怎么看,對制度與文化關系如何厘清,對后現代主義及其異變的新儒家和新左派如何甄別,我一直知音甚稀,獨自承受著寂寞。澤華是我身邊能與我深談、為我解憂的極少數的朋友之一。我這些年來一直倡議系統性閱讀和獨立思考,重構屬于自己的知識結構或體系,澤華是與我一樣做這種不懈努力的讀書人。

  就在我那篇講話稿里,有一段說到澤華:

  鄭澤華埋首典籍,對傳統文化鉆研尤勤。他發表于上海《社會科學報》的《美的社會性略議——與蔡儀先生商権》,顯示了他對美學的一般性問題的興趣和敢于向“大學問家”挑戰的理論勇氣;而《注解經典——中國古代學術傳統》則試圖解釋文化本源的系列問題,后者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引起學術界同行的關注。值得肯定的是,他同時致力于小說、散文、隨筆創作,以形象思維與理論思考作為文學活動的兩翼,表現出較高的文學眼界與追求。

  他的文集收錄了這兩篇文章。《注解經典——中國古代學術傳統》是澤華有獨立思考和見解的重要篇什。他在歸納出古代學術傳統的穩定性、因襲性、自足性傳統后,寫到:

  中國古代思想延繼幾千年自成體系,造就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思維方式與文化特征,其中學術上的注經傳統起到了重要作用。

  這是極重要的、有高度的概括。《新華文摘》全文轉載,是應該的。澤華盡管運用了春秋筆墨,說得比較含蓄,但明眼人一望便知它的思想容量和對沉悶的國學界振聾發聵的沖擊力。中國古代學者,跳不出源自孔子的尚古、崇古、惟古的窠臼,兩千年以注經為終身學術方向,以至于喪失了自我精神解放、獨立創新的內在需求。錢鐘書學貫中西,卻也是在做另一種“注經”而已。而西方學術,自古希臘至今,總在激烈地沖撞,不斷地解構與重構,學者們的主體意識之鮮明,取得的思想果實之豐碩,真不可同日而語。

  《美的社會性略議》提出的對蔡儀的質疑,也很有價值。澤華從美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的討論出發,實際上已經接觸到了美的主體性。蔡儀的關于美的社會性的看法,并不新鮮,是從黑格爾來的。美的客觀性,是指自然美。人所創造的美,人的審美活動、審美意識,都離不開人的主體性。人的個性、思想、修養、見識、情緒,決定了審美是一種聯類無窮的想象和體驗,也就決定了,無論是自然美、創造美都具有無限的豐富性、可變性。美的創造和審美,都屬人的精神活動范疇,是主觀精神的投射或外化。

  文集中許多談作家、談作品的文藝隨筆,都有精彩段落和點睛之筆,直擊問題的實質。表明作者具有獨特的眼光。而我要說的是,正是作者的經由操練的思想,照亮了這一篇篇隨筆。

  作者收錄在文集中的散文,篇幅短小,容量甚大。我在閱讀的時候,首先跳出腦海的兩個字是——境界。與一般散文作品不同,作者似乎把對生活的具體而瑣細的描摹,放在次要的地位,而對于生活的生命體驗和哲理沉思,往往成為了作品的重心和亮點。

  散文《漂泊的心》,從讀康德聯想到三毛的《橄欖樹》,聯想到杜甫的身世飄零,以及“我想有個家”,對家與心靈流浪作出了并非悖論的詮釋。作品充滿沉思之美,澤華寫到:

  為了解開康德這個謎,我翻出他那些艱深晦澀的哲學著作。借助于評述文章,囫圇吞棗卻又興味盎然地閱讀,恍惚中領悟到:康德哲學從不試圖演繹所謂終極答案,他不像比他稍晚的黑格爾那樣愛對世界進行終極規范和囊括,開出“十全大補”的精神療方。他像一個踽踽跋涉在思想荒原上的先知,提出一個又一個關于世界與人的疑問,卻不急于解答,讓后人在這些疑問面前產生心靈的震撼。我猜想那副木訥的外表下必然潛藏著一顆激蕩的心——一顆因尋覓而流浪,因流浪而尋覓的心。

  就這樣,生命體驗和哲思,照亮了文學。

  《沉思默想》同樣是有境界的散文。作者寫到:

  后來,庭院修了樓房,我也遷了居,娶妻生子,油鹽醬醋,只有當夜深人靜,妻兒進入夢鄉以后,我來到自己小小的書房,面對書本與稿紙,面對桔紅色的燈光,白天委縮的情思舒展了,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任憑馳騁。有時我關掉臺燈,黑暗中點燃一支煙,看那點紅火一明一滅;有時我步入陽臺,天空澄澈遼闊,遠處幾家燈火稀稀落落,想著宇宙的永恒與人生的短促無助,一種孤獨與敬畏的宗教般情感油然而生。天無言,地無言,生命在此時此刻真實地再現,人類精神在此時此刻彌漫無際。

  浮躁的現實世界,熙熙攘攘,忙忙碌碌,望星空成為無福消受的奢侈。然而,唯有“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王羲之才能寫出《蘭亭集序》。我把它看作中國古代少數幾篇有哲學思想和生命意識的詩文之一。“后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數字,足可與陳子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杜甫的“人生不相見,動若參與商”媲美。

  我不能不說說澤華的散文《黑森林》。

  假如你讀到《黑森林》那首詩,據說是一位僻遠山村的年輕姑娘寫的,你會不會有去拜訪她的沖動?澤華真去了,因為“黑森林”像夢魘一樣攫住了他,當然還有那位“結著丁香一樣憂郁的”18歲女孩。——黑森林原來是一片稀稀落落的小樹林,姑娘又矮又胖,“貌若無鹽”。作者不禁感慨上帝的不公平。寫到這里沒完,作者筆鋒突然一轉:

  我這樣去忖測林慧時,心中涌起一股負疚感。我有什么理由用那種士大夫的輕佻哂笑一位純真的少女?哂笑她那片情感的圣地?這種哂笑恰恰證明我身上某種詩意的東西正在消逝。

  作品打動我的,正是生命體驗的力量,一種難能可貴的、為中國人普遍缺失的懺悔精神。不僅詩意的東西正在消逝,還差點褻瀆了上帝。上帝從來不賦予人十全十美,他設置的悖論,考驗著人的靈魂;他把人類之生死,交給了人類自己。

  老實說,我在讀到關于“釵黛合一”和關于“三國人物”兩篇隨筆的時候,心里有點“打鼓”,生怕澤華的看法與我有所抵觸。謝天謝地,沒有。他不過虛晃一槍而已。澤華說得夠清楚了。我補充幾句。

  “釵黛合一”論,是俞平伯老先生最荒謬的失誤。拙著《論紅樓夢》認為,寶釵與黛玉,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格,在曹雪芹那里,是具有孔儒和老莊兩種思想文化象征意味的。俞先生的審美趣味,恰恰反映了上面提到的審美的主體性。不妨直說,俞先生舊文人積習太重,“二美”一個不愿意割愛,把一個對儒道釋有著強烈批判意識的偉大作家看低了,看成了與他一樣的、對舊文化意興眷眷的人。就此而論,他比王國維差遠了,更沒有脂硯齋說的“巨眼”。

  順便說說所謂“三國文化”。三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人口的最低谷。魏蜀吳三家,為爭奪皇權,五十多年競相殘酷殺戮,中國人口從六千萬銳減至六百萬。曹操詩云:“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百遺一,是詩的夸張,十遺一則是史實。這種追逐權力的殺戮文化,乃是最骯臟的文化。賦予關羽與孔子相同的“圣人”地位,乃是歷代統治者所為。至于民間賦予關羽“武財神”偶像,則出于求財的無奈與愚昧。

  澤華的散文隨筆,是這部文集的壓卷之作。小說也寫得不錯。《綠》,大量采取意識流寫法,立意高,有多重意象和多重主題。敘述流轉自如。須知,這是他十八九歲的作品,不容易。那年《沙市文藝》推出青年作家專輯,是我編發的,對它格外推崇,因為當年文壇寫意識流小說的,不過三五人而已。大概是在1982年,我在借用的崇文街辦的大食堂講小說,聽課的有兩百多人,坐不下,窗外走廊站滿了人。那種文學熱一去不返了。令人欣慰的是還有十幾位作家,堅守到今天。也不奇怪,文學路途上從來就有更多的“失蹤者”。記得我的第一講是《尋找你的金薔薇》;巴烏斯托夫斯基是俄羅斯文學基因的傳承者。他的《珍貴的塵土》《夜行驛車》《霧蒙蒙的黎明》彌散的淡淡的憂郁和感傷,乃是人類高貴的情感。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文學滋養的青年,就是與眾不同。澤華的全部作品都能看出他從中接受的浸潤。他的短篇,是經典的短篇構思與結構。注重精神,注重情調,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小說要會講真話、講人話,講心里話。舍此別無什么秘法。魯迅關于白描的十二字箴言,也是做人的箴言。澤華的小說《阿玫的夏天》《老教授的臨終自白》都是老老實實說話的作品。他的小說語言與散文有所不同,散文融進了古典和歐化的文字,小說則文筆洗練,干凈,質樸,用心,具有撞擊心靈的力量。

  他與我一樣,對油滑、虛飾、粗鄙的某些當代作品,不屑于顧。

  澤華的文集里,還有一些新聞作品。這是他職業的見證。帶著枷鎖的舞者,總在企圖掙脫生活的桎梏,告訴人們真相。作家對待生活的態度顯然與單純的記者不同,他執拗地堅守著某種他認為神圣的東西,總伴著質疑、沉思與追問。這樣的新聞作品,自然就不是過一眼便化作云煙的應景之作。

  我要謝謝澤華約我寫序。讓我在這寂靜的冬夜里,蕩滌俗腸,受了一次心靈的洗禮。

  是為序。  

   2019年3月

 (作者黃大榮現為荊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供稿:李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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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文學的生命體驗與哲思——鄭澤華文集《海客散墨》序

2019-12-25 16-56-58

  

  

照亮文學的生命體驗與哲思

  ——鄭澤華文集《海客散墨》序

   黃大榮

  澤華近日整理他的舊稿,于箱篋中揀出我在1992年的一篇講話《面對共同的世界》。近三十年過去,塵封的往事,煙云模糊的歷史底片,竟漸漸清晰起來。那年給沙市市青年作家頒獎,是有深刻的隱衷的。從充滿激情與幻想的八十年代,“歷史強行進入”九十年代,借用一位評論家的話說,人們有多少的驚恐與惶惑、無奈與反思,自問與警醒。意氣風發的文學大軍倏忽間潰散,文壇冷寂。我想到俄國作家謝德林的話,文學不會沉寂,因為文學的沉寂,無異于人民的死亡。頒獎不過是一種提振文學人士氣的形式。抑郁癥的典型癥狀之一,正是徹底的自我否定。而我們需要拋棄的,是八十年代的幻想,需要重拾的,是八十年代的激情。獎品是錢鐘書先生的一套著作。正值錢鐘書熱,很多人卻買不起這套書,那是需要一兩個月的薪資的。澤華把它發到微信圈的時候,開始我并不在意,現在我真要感激他,為我保留下一份珍貴的歷史記憶。原本想寫一點紀念文字的,借著給他的文集作序,說這幾句吧。

  近幾年明顯老去,眼力不濟,很少為人作序了。澤華與我有三十七年的師生之緣,又是忘年之交。我曾說,人與人的親疏,不在于過從甚密,但看任何一次邂逅,三言兩語,是否有一見如故的親切。澤華就是我為數不多的即見即近的朋友。《海客散墨》的序,我是一定寫的。

  海客,四海為客之謂也。語出李白“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之句。我想,澤華是取它的足行萬里、求索真相的寓意。散墨,乃是作家的自謙之詞,倒也有灑脫、愜意的意味。澤華還真是踐行古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抱負的。他書讀的多,博學旁收;路也走的多,大山大河,鄉野村寨,每有余暇便會驅車旅行。他的識見與境界,自是不同一般。澤華接觸西方哲學,可能比我更早。我是從文學延伸到歷史和哲學的,他更早直接進入哲學閱讀。有這樣興趣的文學人很少的。也因此,我和他在幾乎所有文史哲領域,尤其是20世紀經驗主義哲學和大歷史觀,都有共同的話題,相同的見解。很少有人理解我對于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看法,譬如孔儒道德理想國、老莊的逍遙,釋家的色空觀都有烏托邦性質;譬如“國學”,還有涉及對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舊貴族精神和文化人格的認知,以及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對魯迅與胡適怎么看,對制度與文化關系如何厘清,對后現代主義及其異變的新儒家和新左派如何甄別,我一直知音甚稀,獨自承受著寂寞。澤華是我身邊能與我深談、為我解憂的極少數的朋友之一。我這些年來一直倡議系統性閱讀和獨立思考,重構屬于自己的知識結構或體系,澤華是與我一樣做這種不懈努力的讀書人。

  就在我那篇講話稿里,有一段說到澤華:

  鄭澤華埋首典籍,對傳統文化鉆研尤勤。他發表于上海《社會科學報》的《美的社會性略議——與蔡儀先生商権》,顯示了他對美學的一般性問題的興趣和敢于向“大學問家”挑戰的理論勇氣;而《注解經典——中國古代學術傳統》則試圖解釋文化本源的系列問題,后者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引起學術界同行的關注。值得肯定的是,他同時致力于小說、散文、隨筆創作,以形象思維與理論思考作為文學活動的兩翼,表現出較高的文學眼界與追求。

  他的文集收錄了這兩篇文章。《注解經典——中國古代學術傳統》是澤華有獨立思考和見解的重要篇什。他在歸納出古代學術傳統的穩定性、因襲性、自足性傳統后,寫到:

  中國古代思想延繼幾千年自成體系,造就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思維方式與文化特征,其中學術上的注經傳統起到了重要作用。

  這是極重要的、有高度的概括。《新華文摘》全文轉載,是應該的。澤華盡管運用了春秋筆墨,說得比較含蓄,但明眼人一望便知它的思想容量和對沉悶的國學界振聾發聵的沖擊力。中國古代學者,跳不出源自孔子的尚古、崇古、惟古的窠臼,兩千年以注經為終身學術方向,以至于喪失了自我精神解放、獨立創新的內在需求。錢鐘書學貫中西,卻也是在做另一種“注經”而已。而西方學術,自古希臘至今,總在激烈地沖撞,不斷地解構與重構,學者們的主體意識之鮮明,取得的思想果實之豐碩,真不可同日而語。

  《美的社會性略議》提出的對蔡儀的質疑,也很有價值。澤華從美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的討論出發,實際上已經接觸到了美的主體性。蔡儀的關于美的社會性的看法,并不新鮮,是從黑格爾來的。美的客觀性,是指自然美。人所創造的美,人的審美活動、審美意識,都離不開人的主體性。人的個性、思想、修養、見識、情緒,決定了審美是一種聯類無窮的想象和體驗,也就決定了,無論是自然美、創造美都具有無限的豐富性、可變性。美的創造和審美,都屬人的精神活動范疇,是主觀精神的投射或外化。

  文集中許多談作家、談作品的文藝隨筆,都有精彩段落和點睛之筆,直擊問題的實質。表明作者具有獨特的眼光。而我要說的是,正是作者的經由操練的思想,照亮了這一篇篇隨筆。

  作者收錄在文集中的散文,篇幅短小,容量甚大。我在閱讀的時候,首先跳出腦海的兩個字是——境界。與一般散文作品不同,作者似乎把對生活的具體而瑣細的描摹,放在次要的地位,而對于生活的生命體驗和哲理沉思,往往成為了作品的重心和亮點。

  散文《漂泊的心》,從讀康德聯想到三毛的《橄欖樹》,聯想到杜甫的身世飄零,以及“我想有個家”,對家與心靈流浪作出了并非悖論的詮釋。作品充滿沉思之美,澤華寫到:

  為了解開康德這個謎,我翻出他那些艱深晦澀的哲學著作。借助于評述文章,囫圇吞棗卻又興味盎然地閱讀,恍惚中領悟到:康德哲學從不試圖演繹所謂終極答案,他不像比他稍晚的黑格爾那樣愛對世界進行終極規范和囊括,開出“十全大補”的精神療方。他像一個踽踽跋涉在思想荒原上的先知,提出一個又一個關于世界與人的疑問,卻不急于解答,讓后人在這些疑問面前產生心靈的震撼。我猜想那副木訥的外表下必然潛藏著一顆激蕩的心——一顆因尋覓而流浪,因流浪而尋覓的心。

  就這樣,生命體驗和哲思,照亮了文學。

  《沉思默想》同樣是有境界的散文。作者寫到:

  后來,庭院修了樓房,我也遷了居,娶妻生子,油鹽醬醋,只有當夜深人靜,妻兒進入夢鄉以后,我來到自己小小的書房,面對書本與稿紙,面對桔紅色的燈光,白天委縮的情思舒展了,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任憑馳騁。有時我關掉臺燈,黑暗中點燃一支煙,看那點紅火一明一滅;有時我步入陽臺,天空澄澈遼闊,遠處幾家燈火稀稀落落,想著宇宙的永恒與人生的短促無助,一種孤獨與敬畏的宗教般情感油然而生。天無言,地無言,生命在此時此刻真實地再現,人類精神在此時此刻彌漫無際。

  浮躁的現實世界,熙熙攘攘,忙忙碌碌,望星空成為無福消受的奢侈。然而,唯有“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王羲之才能寫出《蘭亭集序》。我把它看作中國古代少數幾篇有哲學思想和生命意識的詩文之一。“后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數字,足可與陳子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杜甫的“人生不相見,動若參與商”媲美。

  我不能不說說澤華的散文《黑森林》。

  假如你讀到《黑森林》那首詩,據說是一位僻遠山村的年輕姑娘寫的,你會不會有去拜訪她的沖動?澤華真去了,因為“黑森林”像夢魘一樣攫住了他,當然還有那位“結著丁香一樣憂郁的”18歲女孩。——黑森林原來是一片稀稀落落的小樹林,姑娘又矮又胖,“貌若無鹽”。作者不禁感慨上帝的不公平。寫到這里沒完,作者筆鋒突然一轉:

  我這樣去忖測林慧時,心中涌起一股負疚感。我有什么理由用那種士大夫的輕佻哂笑一位純真的少女?哂笑她那片情感的圣地?這種哂笑恰恰證明我身上某種詩意的東西正在消逝。

  作品打動我的,正是生命體驗的力量,一種難能可貴的、為中國人普遍缺失的懺悔精神。不僅詩意的東西正在消逝,還差點褻瀆了上帝。上帝從來不賦予人十全十美,他設置的悖論,考驗著人的靈魂;他把人類之生死,交給了人類自己。

  老實說,我在讀到關于“釵黛合一”和關于“三國人物”兩篇隨筆的時候,心里有點“打鼓”,生怕澤華的看法與我有所抵觸。謝天謝地,沒有。他不過虛晃一槍而已。澤華說得夠清楚了。我補充幾句。

  “釵黛合一”論,是俞平伯老先生最荒謬的失誤。拙著《論紅樓夢》認為,寶釵與黛玉,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格,在曹雪芹那里,是具有孔儒和老莊兩種思想文化象征意味的。俞先生的審美趣味,恰恰反映了上面提到的審美的主體性。不妨直說,俞先生舊文人積習太重,“二美”一個不愿意割愛,把一個對儒道釋有著強烈批判意識的偉大作家看低了,看成了與他一樣的、對舊文化意興眷眷的人。就此而論,他比王國維差遠了,更沒有脂硯齋說的“巨眼”。

  順便說說所謂“三國文化”。三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人口的最低谷。魏蜀吳三家,為爭奪皇權,五十多年競相殘酷殺戮,中國人口從六千萬銳減至六百萬。曹操詩云:“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百遺一,是詩的夸張,十遺一則是史實。這種追逐權力的殺戮文化,乃是最骯臟的文化。賦予關羽與孔子相同的“圣人”地位,乃是歷代統治者所為。至于民間賦予關羽“武財神”偶像,則出于求財的無奈與愚昧。

  澤華的散文隨筆,是這部文集的壓卷之作。小說也寫得不錯。《綠》,大量采取意識流寫法,立意高,有多重意象和多重主題。敘述流轉自如。須知,這是他十八九歲的作品,不容易。那年《沙市文藝》推出青年作家專輯,是我編發的,對它格外推崇,因為當年文壇寫意識流小說的,不過三五人而已。大概是在1982年,我在借用的崇文街辦的大食堂講小說,聽課的有兩百多人,坐不下,窗外走廊站滿了人。那種文學熱一去不返了。令人欣慰的是還有十幾位作家,堅守到今天。也不奇怪,文學路途上從來就有更多的“失蹤者”。記得我的第一講是《尋找你的金薔薇》;巴烏斯托夫斯基是俄羅斯文學基因的傳承者。他的《珍貴的塵土》《夜行驛車》《霧蒙蒙的黎明》彌散的淡淡的憂郁和感傷,乃是人類高貴的情感。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文學滋養的青年,就是與眾不同。澤華的全部作品都能看出他從中接受的浸潤。他的短篇,是經典的短篇構思與結構。注重精神,注重情調,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小說要會講真話、講人話,講心里話。舍此別無什么秘法。魯迅關于白描的十二字箴言,也是做人的箴言。澤華的小說《阿玫的夏天》《老教授的臨終自白》都是老老實實說話的作品。他的小說語言與散文有所不同,散文融進了古典和歐化的文字,小說則文筆洗練,干凈,質樸,用心,具有撞擊心靈的力量。

  他與我一樣,對油滑、虛飾、粗鄙的某些當代作品,不屑于顧。

  澤華的文集里,還有一些新聞作品。這是他職業的見證。帶著枷鎖的舞者,總在企圖掙脫生活的桎梏,告訴人們真相。作家對待生活的態度顯然與單純的記者不同,他執拗地堅守著某種他認為神圣的東西,總伴著質疑、沉思與追問。這樣的新聞作品,自然就不是過一眼便化作云煙的應景之作。

  我要謝謝澤華約我寫序。讓我在這寂靜的冬夜里,蕩滌俗腸,受了一次心靈的洗禮。

  是為序。  

   2019年3月

 (作者黃大榮現為荊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供稿:李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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