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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真切地進入過心靈的人物與生活——湖北2015年中短篇創作述評

來源:《長江叢刊》(評論版)      發布時間:2016-06-13    作者:李魯平

    中短篇小說創作的質量向來是衡量一個地方文學創作實力和水準的重要標志。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省的中短篇小說一直在全國有著顯著的地位。以《挑擔茶葉上北京》、《心比身先老》、《父親是個兵》、《琴斷口》、《松鴉為什么鳴叫》等為代表的中短篇作品樹立了湖北中短篇小說創作的標桿。也許我們可以說,從作品的影響和從作品的數量上看,近幾年湖北的中短篇創作在總體上似乎沒有保持和延續這一湖北的文學優勢。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自然是復雜多樣的,既有文學創作自身的因素,比如作家的心態、生存現狀以及綜合素養,等等;也有外部因素的影響,比如,現實生活在縱深和寬廣維度上的巨大變化,生活節奏的緊張、社會矛盾的紛繁、社會心理的異常復雜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手段和形式更加豐富、文學生產和傳播方式的變化,等等。

盡管如此,2015年湖北的中短篇創作仍然有諸多亮點,林白的短篇《漢陽的蝴蝶》、曉蘇的短篇《三個乞丐》(《天涯》2015年第2期)、普玄的中篇《酒席上的顏色》、曹軍慶的中篇《云端之上》四部來自湖北的中短篇同時進入中國小說學會主辦的2015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這無疑是2015年湖北小說創作令人欣喜的成就。除此外,在2015年湖北的中短篇創作中,還有一些未進入排行榜的作品也表現出了鮮明的審美特征和藝術魅力,同樣值得關注。方方的短篇《云淡風輕》(《長江文藝》2015年第12期)在當下典型的社會符號“汽車生活”中,通過車禍、車損背后的悲劇、沉默、誣陷等,揭示出現代性華麗表面下的逃避、怯弱、自私等道德的淪喪,充滿對毫無人性光輝的現實的失望、嘲諷與批判;林白的《西北偏北之二三》(《收獲》2015年第4期)呈現出高超的對當下復雜而零亂的生活的整合能力,以詩意的敘述呈現當代人的迷茫、惶恐以及自我確立的努力;曉蘇的短篇《三個乞丐》敘述飯館員工對三個乞丐之間關系的猜測,每一種猜測都遠離真相但卻是真實發生的另一種真相,折射當下鄉村世界的坍塌、無序與晦暗。

一、當下的與現實的焦點

熱情關注現實,反映當下社會生活,是湖北中短篇的傳統品格。2015年在湖北的中短篇中,深海的《每個人的黃昏》關注老年社會問題,趙麗的《桃花源記》切入美麗鄉村建設,馬竹的《南水北往》直擊事關全局的重大工程,都不同程度呈現了現實主義創作的藝術特色,體現了當下湖北作家把握現實的能力。

深海的中篇小說《每個人的黃昏》(《湖南文學》201510月增刊)講述了“鐘宛晴”的退休生活以及老父親與弟弟的境遇。鐘宛晴退休后再被返聘,58歲成為自由人。本以為可以自由了的她很快便發現橫豎不舒服。曾經的鐘宛晴無所不能,解決親友困難,協調朋友同事矛盾,照顧九十歲的婆婆和快九十歲的父親,電腦打字聊天,等等,在所有人眼中她是解決問題的高手、生活中的能人。但隨著一次心臟手術和抑郁癥的發現,鐘宛晴急需考慮的不再是過往的強者的生活,而是如何養老以及父親的生活、弟弟的生存等迫在眉睫的事情。作品以細膩、沉著的敘述,表現了鐘宛晴退休前后兩種不同心態和精神面貌。鐘宛晴覺悟到自己不再是風風火火、無所不能的女強人的時候,沒有強烈的心理上的震蕩與翻騰,沒有明顯的焦慮和不安,而是淡淡地計劃自己的未來。寫出處于人生重大轉折關頭一個女性的“隱忍于心”和“不露于形”,這是作品的一個鮮明的特色,充分展現了作家超乎尋常的刻畫和敘述能力。

鐘宛晴不想在家里養老,因為她不想死在家里。當然她也不愿意跟著女兒住,因為成都離父親和弟弟太遠。但在她生活的武漢,也沒有找到合適的養老公寓。在此種糾結和尋找中,老父親與弟弟鬧矛盾了。五十多歲的弟弟從不安心工作,即使做一個門衛,也不能恪盡職守,還需要九十歲的父親代替值班。她不得不回去看望父親并處理家庭矛盾。此次探親之行既讓鐘宛晴看到了父親、邱叔叔等老人的不同處境,也讓她對父親與弟弟之間的關系有了新的理解。父親一生對不爭氣的兒子心存怨氣,但他甘于幫兒子當門衛、處處遷就兒子,因為父親渴望與兒子一家居住相處的環境,即使有爭吵、即使有不滿。而曾經被自己視為父親的邱叔叔則沒有這一環境,他住進了養老院,成為一個不能動彈的發霉的廢人。鐘宛晴終于明白,無論弟弟多么失敗與頹廢,年邁的父親只是不想如邱叔叔一樣,孤獨地住在養老院,像牲口一樣任人擺布。鐘宛晴放棄了去養老院養老的想法。很顯然,《每一個的黃昏》對癱瘓、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失去說話能力的邱叔叔的老年遭遇,以及對護工把老人當豬一樣對待的看護,加深了我們對養老院的懷疑和警惕,也讓鐘宛晴對養老院產生了畏懼和戒備。

盡管并非每一個老人的老年都如同邱叔叔那樣無助和毫無尊嚴,盡管無論多么優秀的護工也不可能把每一個老人視為自己的父母,而且也并非每一個在家養老的老人都得到了子女的細心照顧。但鐘宛晴最終決定,放棄尋找養老院。因此,與其說是家戰勝了養老院,不如說是親情和家庭氛圍戰勝了養老院。對于正在步入老年社會的中國,社會養老機構、機制、服務水準等等都離現實的需求存在巨大距離。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人口結構的特殊性,使得家庭養老更不可能成為普遍的模式。是留在子女身邊養老,還是居住在養老院,無疑是眼下和未來無數老人要思考和選擇的。空間距離、食宿水平、硬件條件、服務態度等等,并非選擇養老方式的最根本的指標,誠如《每一個人的黃昏》所揭示的,養老最人性化的方式,是和諧、溫暖的氛圍,更重要的是,無論你衰老之前多么榮光,在你衰老之后,你與每一個老人都沒有區別。而且,如果你希望有尊嚴和體面的老年生活,你首先必須承認你并不是高官、富翁或者知識分子,你就是一個老人,一個老父親或者老母親。這是每一個人黃昏。

馬竹不屬于那種高產類型的作家,但每一次的寫作都極其慎重和認真。《南水北往》(《湖南文學》201512期)通過“奶奶”的失蹤和尋找,切進一個跨時代的巨大水利工程。作品在展開尋找的過程中,交代和敘述了引水工程的歷史和移民過程,并通過移民的視角,講述了歷代移民背井離鄉的苦難,從而使作品具有了一種宏大的氛圍。當然,從小說而言,作品的意蘊在于父母自搬遷后無名的不斷爭吵、父母對韓姓晚輩韓興水的誤解,以及父母與韓興水最后的和解。父親自韓家洲移民到隨縣之后,不斷為雞毛蒜皮的瑣事與母親爭吵,對水田的抱怨、對土地轉讓的分歧、對一點點不順利都要尋找出氣口,這些極不安寧、極其焦慮和暴躁的氛圍終于導致奶奶出走。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父親的心沒有跟著家移民,他的魂魄還在韓家洲。顯然,父親并沒有認可南水北調給自己的命運帶來的轉折,他的暴躁是一種抗爭。韓興水作為新當選的村主任并非就不牽掛和懷念故土,但他的方式是從韓家洲運來一塊巨大的石頭,刻上移民的姓名。這塊石頭象征著故土。但這一給移民心理安慰的石頭被父親和母親理解為個人撈取利益。當然,這一切都在尋找奶奶的過程中,在韓興水酒后的解釋和傾訴中,得以釋然。父親和母親以及韓燕玲都由此獲得了對自己、對他人復雜情感的重新理解。南水北調對幾十萬移民的影響不是新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方式,更重要的是對幾十萬人文化心理的顛覆、瓦解、拆分。他們必須重建一個使得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心理和文化世界。因此,可以說奶奶的出走正是因為失去了一個支撐自己的精神世界,對奶奶的尋找正是對這一還未構建成功的精神世界的尋找。

趙麗的《桃花源記》(《長江叢刊》201512期)以攝影家梅蕓的視角深入當下的生態現實。“我”應邀去茅湖縣拍攝風光攝影集,卻發現如同桃花源般美麗的風光里彌漫著死亡般的氣息,即一個中學建設在一個有輻射的廢棄工廠廠址上。而周圍的村子里已經有一半的人因為癌癥去世。這一發現讓梅蕓不再有拍攝風光影集的激情,反而不斷去揭穿這一內幕,但梅蕓和丈夫,與縣長曲平一家有二十多年的友情。梅蕓的想法不僅遭到丈夫夏輝的反對、縣長老婆麗慧的冷漠,她尊敬的作家老吳、資深記者郭主任等都退避三舍。在她最孤立無助的時候,欣賞她、與她相愛過的男人楊澤也莫名地消失了。與此關聯的每個人,或者為了仕途、或者為了友情、或者為了生存,都逃跑了。梅蕓覺得自己無比可笑地面對著這個世界,一個人面對著一顆威力無比的炸彈,一個威脅著無數學生和村民的輻射污染源。在她揭穿內幕的一次次失敗中,那些桃花源般的景象依然遮蔽著丑陋和可怕的真相。這是一部關于環境的作品,但同時又楔入了縣城政治生態的盤根錯節。在一個人口不多的縣域世界,一件小事、一個官員的沉浮,似乎牽扯著所有的人,因此,成就一件事與破解一個局面同樣困難。鄉村環境的腐敗、惡化早已不是新聞,但以小說的形式表現這一主題的作品并不多。因此,這是一部具有勇氣的作品,而且作品比較成功地刻畫了“我”的正直與無奈、痛楚,也尖銳地批判了以夏輝為代表的一部分男人的虛偽、軟弱,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質問梅蕓為什么不顧朋友的前途和友情,而漠視無數普通人的健康隱患和生命安全。無數的人正是以高尚的道德為理由,污染和破壞著整個社會的生態。這或許是《桃花源記》所要努力表達而未能充分表達的。

城市化一個最直觀的表象就是大規模的拆遷和建設。韓永明的《發展大道》(《當代》20152期)圍繞一條主干道的修建,描述了當下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設過程。其中,建設資金的不足、籌措與拆遷安置中的矛盾訴求、強拆導致事故的處理,違建種房、上訪鬧事以及維穩協調等等,讓城市化過程中的投機、焦慮、急躁、無奈、疼痛、犧牲得以形象感性地再現。作品在大量生動、鮮活的對話中,把政府干部、企業家、銀行、普通市民等多個階層集合在一個項目上,一條令所有人愛恨交織的道路上,讓人深切地感受到“發展”的大道上從來就不是只有“高歌”和笑語,也有悲傷、痛楚和討價還價。

二、復雜的與無序的困境

在湖北小說創作中,謝絡繹對題材的選擇總是出其不意,而且故事推進的跳躍性、敘述語言與時代生活的關系更為緊密。她2015年的新作《舊新堤》和《倒立的條件》充分顯示了作家創作的這一藝術特征。《舊新堤》(《中國作家》20158期)所寫的 “石翠花”是一個極為典型的當代青年女性形象。石翠華在去見客戶簽合同的路途中突然放棄合約而回到公司周年慶的場面,同樣,在即將要跟水果商結婚的時候,她突然改變主意,離家出走,與大學時代的男友幽會;她根據自己的心情來確定染發的顏色,根據自己的意見決定工作方式和時間,無視公司規定和領導權威,甚至說辭職就辭職……總之,在“石翠花”身上充滿了不確定性。石翠花的同學毛毛,卻是一個精于計劃、心思縝密的女性。她不露聲色地就業、不露聲色地結婚、不露聲色地辭職,并開辦自己的公司,而且這個公司的業務與石翠花存在著競爭,石翠花暗戀的男人正是這個公司的核心。那么,石翠花是因為自己的容貌不美而無所顧忌嗎?是因為暗戀的男人與自己的同學結婚了而辭職嗎?是因為初戀男友結婚了而對自己即將面臨的婚姻沒有信心了嗎……對石翠花的“鬧騰”、不確定性,可以設想出很多的疑問。但對此卻很難找到滿意的答案。這正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生存困境的一種表象。在全球化背景下,審視現代人的生存境遇,我們自然會感受到現代化的驚濤駭浪對既有世界的沖擊、席卷。一夜之間,似乎我們的世界不再有秩序和穩定,更沒有整體感。這是令人驚恐的。更為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時間等待被打亂的世界重建。對此個人無能為力的社會進程,我們更多的可能是無奈和“折騰”,當然你可以換一個詞叫“奮斗”。但我們也可以用一種方式重述、創造與此相對應的虛擬世界,比如,自由、游戲、非理性、戲擬、反諷,等等,如此,我們可以更加形象和感性地體驗這個世界的荒謬,人生的孤獨,理性、理想的失敗。這或許是一種姿態,是如同石翠花一樣的無數人在失望之中唯一可以采取的姿態。其實,在石翠花喜怒無常、放肆大膽的背后,何嘗沒有痛苦、心酸、憂傷。只是,這些對改變這個世界無濟于事。

《倒立的條件》觸及的是一個特殊題材,監獄生活。肖云彤因遭遇強奸,失手殺害了徐副院長被判重刑。在監獄中,她既要與案犯魏蘭的性騷擾周旋,又要在刻板的監規、監管中尋找希望。在無望的改造中,肖云彤以表現換減刑的努力,又因為其他案犯的自殺被勾銷。當然小說的奇詭不在于女子監獄的生活世相,而在于本沒有親人探望的肖云彤突然有了探視的親人,而且還是過去幫助她找工作、后來因公犧牲了的警察武揚,一個她自己都記不起來的高中同學。在開始的猶豫和懷疑之后,便接受了一個陌生人的探監,而且還得說服自己,這個陌生人就是自己的親人和希望,她得與這個人建立信任甚至是某種幻想的情感。這樣一個與監獄有關的“非常態”的故事當然超出了我們大多數人的經驗。當肖云彤無數次的申訴被拒絕或漠視,當老實改造就是認罪、就是前途這樣的真理擺在你面前,你是相信一個陌生人帶來的驚喜或希望,還是相信日復一日的忍受冤屈繼續沉默,等到刑滿釋放?在一個法治照耀不到的地方,一種不可相信的假死復生或許就是唯一你可以相信的出路。與其說肖云彤關注的是武揚的動機,不如說她是尋找或呼喚自由的出口。這樣讀來,作品所寫的并不是一個監獄題材的故事,而是一個有關身處困境的現代人的解放和逃逸的故事。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自啟蒙理性獲得巨大成功之后,我們習慣用實證、真理、知識代替想象,我們的精神世界已不再具有理想主義色彩,也喪失了批判、反思、質疑的精神。“武揚”第一次出現在探監的現場,肖云彤就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死人不能復生,這是知識和真理。但肖云彤后來說服了自己,警察可以因工作需要假裝犧牲了,然后改換身份再次出現在生活之中。相信這個自稱“武揚”的人是來拯救自己,并隔著玻璃要握住對方的手,她害怕失去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信任。這不是她與武揚的信任,是人對生活和生存的理想建立起來的信任。這樣寫來,現代人生存境況中的那種深入骨髓的疼痛就令人欲哭無淚。我們以生命的形式存在于這個星球和世界,既無奈,也可憐。這個作品看似漫不經心的構思對作者對當下的創作都具有不可忽視的超越性。

2015年《湖南文學》以增刊的方式刊出了武漢第十三屆長篇小說筆會作品。除上面已經提及的深海的《每個人的黃昏》外,肖靜的《靜水深流》、張慧蘭的《離婚》等也都有值得注意的藝術特色。《靜水深流》以典雅的語言,通過一個企業的危機應對過程,觸及了一個現代性話題,即當代公共生活危機及其整合。從事英語培訓和出國留學服務的紅楓集團發生一連串變局,董事長程全被排擠出領導層,副總顧慕青攜款出逃,副總余文昊一邊悄悄與其它公司合作,一邊幸災樂禍坐看風云變幻。妥協的結果是把不懂經營的費天歌推上董事長位置。領導層還沒穩定,集團便遇到了美國考試服務中心的起訴,同時法院上門查封了賬目和財產,教師一個個離職、學生紛紛要求退款。這樣一盤看似無法解開的死棋,在董事會秘書林子櫻的努力下,竟然奇跡般出現了轉機。林子櫻請莊士誠出面疏通教育主管部門、大使館、領事,她出面協調媒體,及時通知并請程全回到公司,找到“激情英語”培訓機構,承接激情英語的培訓業務,與此同時,費天歌主動請程全擔任董事長。一場看似不可扭轉的危機化險為夷。小說在敘述這一系列的企業運作中,極有節制地敘述了林子櫻與三個男人的情感,與莊士誠的覆水難收、與程全的介乎兄妹和情人之間的復雜情感、杜子軒對林子櫻單向的愛慕之情。當代公共生活的危機主要表現為個人與集體、單位、公司、企業、團體之間價值和認同危機。程全的被排擠、顧慕青的攜款出逃、余文昊的吃里扒外、教師離職、學生退學等等,表面上是權力、利益沖突,其實質都是個體不再認同紅楓集團。因此,當代公共生活更需要的是主體間的交往理性,即,通過主體間的溝通、融合,為復雜的社會整合提供有正當性、普遍性的規范,引導人際關系合乎理性地發展。這種重建的本質當然就是價值認同。激情英語的杜子軒如果不認同與紅楓集團合作的價值,即使再愛慕林子櫻,也不會在紅楓集團搖搖欲墜之際出手。程全不認同紅楓集團的價值,即使有林子櫻的復雜情感,也不必然會返回董事會。盡管作品觸及到了這些現代性極具敏感的話題,但顯然作者沒有自覺地開掘這一令人無法抗拒的領域,而是堅持傳統的格局,在企業復雜的人際和利益紛爭中書寫企業人的情感。無疑,這些關于情感的描寫是優美動人和從容雅致的,但一個企業的重建和發展,必須超出當事人的情感才最終有穩固的秩序和基礎。張慧蘭的《離婚》雖然寫的常見的家庭婚姻題材,仍然有可貴的發現,即寫出了一個離婚的女人如何走出前夫的籠罩和對未來的恐懼。

在近幾年的湖北中短篇創作中,普玄算得上高產的作家,而且其藝術技巧愈來愈成熟和老道。普玄的《酒席上的顏色》(《小說月報原創版》20155期)以一個剛滿月的孩子的口吻敘述了一個非婚孩子的成長史。整個故事濃縮在滿月酒的過程中。劉蝌蚪自滿月就目睹了母親的屈辱、劉背頭的軟弱、劉背頭老婆的霸蠻。這個劉背頭在婚外生育的孩子,由于不能獲得法律的承認和保護,也由于自己的母親得不到尊重,不斷想要殺死自己的父親。這個念頭從滿月一直持續到成年,當然他始終沒有成功。更令他困惑的是,自己的母親想要與劉背頭結婚,未來還要埋在一起。小說觸及的顯然不僅僅婚外孩子的尊嚴問題,而是如何看待劉背頭與“我母親”的愛情。當然,與劉背頭、“我母親”相似還有礦老板、酒廠廠長等人。礦老板的老婆不能生育,也不準許礦老板有任何想婚外生育的念頭,否則就會被老婆的堂哥用槍頂著威脅。酒廠廠長的前妻要奪回酒廠的所有權。這些男人很難從道德上評判對錯。渴望養育一個兒子,渴望有一個子女,是再正常不過的文化心理。這一深遠的驅動力必然帶來對已有的婚姻、家庭的沖擊。道德可以規范人類的行為,但不足以解釋人類豐富的情感和命運。劉背頭的老婆可以譴責劉背頭和“我母親”,但可以歧視“我”嗎?礦老板老婆的堂兄可以以道德審判礦老板,但可以用槍威脅礦老板并把礦老板關進監獄嗎?酒廠廠長的前妻能因為離婚把酒廠奪走并把廠長關進監獄嗎?這些以道德審判對方的哪一個又不是充滿強烈的自私和邪惡的復仇心理?人生的豐富正在于其情感和命運并不是按照程序設計的軌道運轉的,這也正是人類生活的魅力和價值之一。每一個具體的人都應當對各自人生中不可預知和超出“規劃”的情形報以寬容和仁慈,至少要表示出努力理解的姿態,把“無常”看做為“日常”。如此,人人都渴望的和諧才有可能性。

三、個體的與歷史的荒唐

曹軍慶多年來把視線聚焦在縣城生活的不變與變化上,他善于在傳統的習以為常的題材和故事中發掘新意。其中篇《我們曾經山盟海誓》(《作家》20152期)所寫的是一個熟悉的離婚故事。丈夫趙文化的公司破產了,在審查專班進駐公司后,趙文華說服“我”與他假離婚,目的是為了保護“我”。可當“我”再次回到縣城,假離婚變成了真離婚,趙文華不僅沒出事,而且收購了破產的國有企業,正準備他的新婚。但這個離婚題材之所以不同于常見的家庭婚姻故事,在于作家將一個企業的發展、破產、改制與一個地方風俗文化的包裝、一個企業管理干部的成長融合在一起,使得趙文華的離婚與結婚來自一個預謀已久的計劃,而“我”卻始終未能覺察這一點,一直把婚姻的變故視為一個偶然的事件。趙文化因為做司機稱職,被林局長重用,以辦公室副主任身份到下屬公司任職,林局長當縣長后,趙文化大展拳腳,公司迅猛壯大,但林縣長在即將升任縣委書記的關口卻出了事并進了監獄。趙文化一邊對妻子渲染此事的復雜和嚴重性,一邊制造會計吳艷艷在背后整人的恐怖氣氛。這一切,“我”都信了。“我”甚至躲在“盅村”,回味“我”與趙文化請皂婆“做盅”的甜蜜往事,“我”深信“我”與趙文化的山盟海誓,我們的生死已經被皂婆用神秘的“盅”術綁在一起。然而事實上“盅”村及其“盅”文化根本就不存在,是林縣長在該地擔任鄉鎮書記時,請民俗專家和一幫演員為發展旅游包裝出來的一個民俗風情游,而且“盅”村文化旅游最大的投資商居然是趙文化,當初向“我”宣傳“盅”村、馬上就要嫁給趙文化的吳艷艷曾經是林縣長當鄉鎮領導時的情人……如此看來,吳艷艷煽動“我”去“盅”村旅游,不是偶然的,她是一名優秀的“托”。趙文化在“盅”村,睡在棺材邊上并不害怕,而且還想著升官發財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他知道是假的,并了解他自己投資的項目的前景。林局長從局長到縣長一直關照趙文化,也不是偶然的,趙文化的忠誠和執行力,足以讓他相信和放心。趙文化在家里每天罵“吳艷艷”也不是偶然的,他要表現得自己并不喜歡這個妖冶并善于做假賬的女人……這一切最讓人稱奇的是,居然都那么真實。小說讓我們看到,客觀展開的社會進程、客觀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現象和面貌,并不完全如我們所想象的那么“自然”或“必然”,歷史和事物的邏輯中包含有太多“人為”的力量,只是大多數時候,我們并沒有去追尋對真相的揭秘,或者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真相,是對事物邏輯的另一種解釋。這是《我們曾經山盟海誓》從日常生活中、從我們熟悉的中國經驗中,發現和呈現的現代性智慧。這一帶有“啟蒙理性”意味的揭示包裹在諸如“盅”文化、婚姻變故、官場世相的傳統氛圍中。

胡雪梅的《團頭魴》(《山花》20154期)是一個與魚有關的故事,與歷史有關的故事,當然也是與人有關的故事。作品把歷史中文人關于“團頭魴”的詩詞、傳說作為引子,以魚類專家到鄂城研究“團頭魴”的培育、養殖為線索,敘述了極左時代鄂城一群漁民的辛酸、曲折、慘痛的命運。紅旗與母親“美”賣魚途中巧遇魚類專家,因為獲知魚類專家將到樊口研究“武昌魚”(團頭魴),紅旗與“美”都希望為研究人員當后勤和助手,但政治覺悟極、充滿階級斗爭熱情的村支書張新紅,擔心毛主席安排的這一偉大研究會被階級敵人破壞,她對“美”這個地主老財的三姨太的一舉一動時刻保持著警惕。對張新紅處處歧視、懷疑、刁難、侮辱自己的母親,紅旗一直想要報復。在一個暴風雨席卷養殖基地的夜晚,在搶險過程中充滿怨恨的紅旗故意拖延搭救水中的張新紅,不想張新紅因此被洪水沖走。紅旗的母親不愿意案件牽扯到他人而主動自首,兒子紅旗連夜逃跑。“美”的被判刑和槍斃成為樊口的一個節日,成千上萬的人為目睹一個漂亮的地主姨太太而聚集,也為武昌魚人工養殖獲得成功而慶祝。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樣因為成分、出身而與屈辱相伴的命運故事,不勝枚舉。它之所以值得被再次書寫,我想是因為其獨特的元素,武昌魚。武昌魚本來就是無數魚中的一類,盡管有眾多的詩詞曾經贊揚過它,但它仍然是魚。但在毛主席的詩詞寫到武昌魚之后,它不僅僅是魚了,它具有了神的一面,它的神圣、偉大來自于人們和那個時代對一個人的迷信和崇拜。正因此,以張新紅等人為代表的干部群體才把養殖場、科研團隊以及圍繞科研工作的其他工作上升到極端和荒唐的高度,才會對有絲毫疑點的人秉持懷疑和警覺,乃至歧視、跟蹤、侮辱。在極端的政治環境賦予武昌魚的神性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一種來自俗世、來自日常生活、來自百姓命運對“武昌魚”神性的提煉。比如,“得五”的娘,因為團頭魴拯救兒子得五的生命,她立下遺愿放生團頭魴。在得五的人生中,他為實現母親的遺愿放生。紅旗的母親“美”為祈禱兒子死里逃生,委托得五放生武昌魚。逃到美國的紅旗為自己的母親請求得五幫忙放生武昌魚。最后,紅旗決定把一生的積蓄用于放生武昌魚。得五在六十年的人生中,每年的放生節都履行這些普通百姓的堅定誓言,一群小人物在卑微的人生中譜寫著超度萬事萬物萬人的宏大意愿。這是更有生命力,更有溫度的神性。

《團頭魴》在一個過往的悲劇和荒唐的歷史中,講述了真正的神性何以產生,何以進入每個人的人生,并與他們的命運相慰藉。當然,個體的心靈和命運歷史也具有特殊的審美力量。朱朝敏的創作一貫專注內心隱秘的世界及其復雜性。其中篇《烤藍》(《芙蓉》 2015年第5期)對女性創傷的形成、在命運展開中的影響以及撫慰有著別具一格的講述,彌漫著清晰、細膩的女性主義特色。

2015年湖北中短篇創作無論是對當前現實生活中重大主題的關注和切入,還是對紛繁無序的現代性現象的感知與敘述,抑或是對歷史中的集體記憶與個人命運的重述,都表現出作家們對現實的敏感與熱情,對當代人所面對的困境的獨特把握,以及對歷史的思考與拷問。這些可貴的藝術品質讓我們對湖北的小說創作充滿了信心。在今天極度個性化、碎片化的生活形態中,渴望塑造和刻畫代表、影響一個時代的人物形象,或許是更加困難的挑戰。我們講述的或許不那么典型,但它們的確是真實地進入了我們心靈世界的人物和生活,因而是可以折射這個時代的人物和生活。離心靈更近、離生活更近,由此可以獲得更深刻的感知與體悟、創造更寬廣的藝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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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真切地進入過心靈的人物與生活——湖北2015年中短篇創作述評

2016-06-13 00-00-00

    中短篇小說創作的質量向來是衡量一個地方文學創作實力和水準的重要標志。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省的中短篇小說一直在全國有著顯著的地位。以《挑擔茶葉上北京》、《心比身先老》、《父親是個兵》、《琴斷口》、《松鴉為什么鳴叫》等為代表的中短篇作品樹立了湖北中短篇小說創作的標桿。也許我們可以說,從作品的影響和從作品的數量上看,近幾年湖北的中短篇創作在總體上似乎沒有保持和延續這一湖北的文學優勢。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自然是復雜多樣的,既有文學創作自身的因素,比如作家的心態、生存現狀以及綜合素養,等等;也有外部因素的影響,比如,現實生活在縱深和寬廣維度上的巨大變化,生活節奏的緊張、社會矛盾的紛繁、社會心理的異常復雜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手段和形式更加豐富、文學生產和傳播方式的變化,等等。

盡管如此,2015年湖北的中短篇創作仍然有諸多亮點,林白的短篇《漢陽的蝴蝶》、曉蘇的短篇《三個乞丐》(《天涯》2015年第2期)、普玄的中篇《酒席上的顏色》、曹軍慶的中篇《云端之上》四部來自湖北的中短篇同時進入中國小說學會主辦的2015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這無疑是2015年湖北小說創作令人欣喜的成就。除此外,在2015年湖北的中短篇創作中,還有一些未進入排行榜的作品也表現出了鮮明的審美特征和藝術魅力,同樣值得關注。方方的短篇《云淡風輕》(《長江文藝》2015年第12期)在當下典型的社會符號“汽車生活”中,通過車禍、車損背后的悲劇、沉默、誣陷等,揭示出現代性華麗表面下的逃避、怯弱、自私等道德的淪喪,充滿對毫無人性光輝的現實的失望、嘲諷與批判;林白的《西北偏北之二三》(《收獲》2015年第4期)呈現出高超的對當下復雜而零亂的生活的整合能力,以詩意的敘述呈現當代人的迷茫、惶恐以及自我確立的努力;曉蘇的短篇《三個乞丐》敘述飯館員工對三個乞丐之間關系的猜測,每一種猜測都遠離真相但卻是真實發生的另一種真相,折射當下鄉村世界的坍塌、無序與晦暗。

一、當下的與現實的焦點

熱情關注現實,反映當下社會生活,是湖北中短篇的傳統品格。2015年在湖北的中短篇中,深海的《每個人的黃昏》關注老年社會問題,趙麗的《桃花源記》切入美麗鄉村建設,馬竹的《南水北往》直擊事關全局的重大工程,都不同程度呈現了現實主義創作的藝術特色,體現了當下湖北作家把握現實的能力。

深海的中篇小說《每個人的黃昏》(《湖南文學》201510月增刊)講述了“鐘宛晴”的退休生活以及老父親與弟弟的境遇。鐘宛晴退休后再被返聘,58歲成為自由人。本以為可以自由了的她很快便發現橫豎不舒服。曾經的鐘宛晴無所不能,解決親友困難,協調朋友同事矛盾,照顧九十歲的婆婆和快九十歲的父親,電腦打字聊天,等等,在所有人眼中她是解決問題的高手、生活中的能人。但隨著一次心臟手術和抑郁癥的發現,鐘宛晴急需考慮的不再是過往的強者的生活,而是如何養老以及父親的生活、弟弟的生存等迫在眉睫的事情。作品以細膩、沉著的敘述,表現了鐘宛晴退休前后兩種不同心態和精神面貌。鐘宛晴覺悟到自己不再是風風火火、無所不能的女強人的時候,沒有強烈的心理上的震蕩與翻騰,沒有明顯的焦慮和不安,而是淡淡地計劃自己的未來。寫出處于人生重大轉折關頭一個女性的“隱忍于心”和“不露于形”,這是作品的一個鮮明的特色,充分展現了作家超乎尋常的刻畫和敘述能力。

鐘宛晴不想在家里養老,因為她不想死在家里。當然她也不愿意跟著女兒住,因為成都離父親和弟弟太遠。但在她生活的武漢,也沒有找到合適的養老公寓。在此種糾結和尋找中,老父親與弟弟鬧矛盾了。五十多歲的弟弟從不安心工作,即使做一個門衛,也不能恪盡職守,還需要九十歲的父親代替值班。她不得不回去看望父親并處理家庭矛盾。此次探親之行既讓鐘宛晴看到了父親、邱叔叔等老人的不同處境,也讓她對父親與弟弟之間的關系有了新的理解。父親一生對不爭氣的兒子心存怨氣,但他甘于幫兒子當門衛、處處遷就兒子,因為父親渴望與兒子一家居住相處的環境,即使有爭吵、即使有不滿。而曾經被自己視為父親的邱叔叔則沒有這一環境,他住進了養老院,成為一個不能動彈的發霉的廢人。鐘宛晴終于明白,無論弟弟多么失敗與頹廢,年邁的父親只是不想如邱叔叔一樣,孤獨地住在養老院,像牲口一樣任人擺布。鐘宛晴放棄了去養老院養老的想法。很顯然,《每一個的黃昏》對癱瘓、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失去說話能力的邱叔叔的老年遭遇,以及對護工把老人當豬一樣對待的看護,加深了我們對養老院的懷疑和警惕,也讓鐘宛晴對養老院產生了畏懼和戒備。

盡管并非每一個老人的老年都如同邱叔叔那樣無助和毫無尊嚴,盡管無論多么優秀的護工也不可能把每一個老人視為自己的父母,而且也并非每一個在家養老的老人都得到了子女的細心照顧。但鐘宛晴最終決定,放棄尋找養老院。因此,與其說是家戰勝了養老院,不如說是親情和家庭氛圍戰勝了養老院。對于正在步入老年社會的中國,社會養老機構、機制、服務水準等等都離現實的需求存在巨大距離。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人口結構的特殊性,使得家庭養老更不可能成為普遍的模式。是留在子女身邊養老,還是居住在養老院,無疑是眼下和未來無數老人要思考和選擇的。空間距離、食宿水平、硬件條件、服務態度等等,并非選擇養老方式的最根本的指標,誠如《每一個人的黃昏》所揭示的,養老最人性化的方式,是和諧、溫暖的氛圍,更重要的是,無論你衰老之前多么榮光,在你衰老之后,你與每一個老人都沒有區別。而且,如果你希望有尊嚴和體面的老年生活,你首先必須承認你并不是高官、富翁或者知識分子,你就是一個老人,一個老父親或者老母親。這是每一個人黃昏。

馬竹不屬于那種高產類型的作家,但每一次的寫作都極其慎重和認真。《南水北往》(《湖南文學》201512期)通過“奶奶”的失蹤和尋找,切進一個跨時代的巨大水利工程。作品在展開尋找的過程中,交代和敘述了引水工程的歷史和移民過程,并通過移民的視角,講述了歷代移民背井離鄉的苦難,從而使作品具有了一種宏大的氛圍。當然,從小說而言,作品的意蘊在于父母自搬遷后無名的不斷爭吵、父母對韓姓晚輩韓興水的誤解,以及父母與韓興水最后的和解。父親自韓家洲移民到隨縣之后,不斷為雞毛蒜皮的瑣事與母親爭吵,對水田的抱怨、對土地轉讓的分歧、對一點點不順利都要尋找出氣口,這些極不安寧、極其焦慮和暴躁的氛圍終于導致奶奶出走。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父親的心沒有跟著家移民,他的魂魄還在韓家洲。顯然,父親并沒有認可南水北調給自己的命運帶來的轉折,他的暴躁是一種抗爭。韓興水作為新當選的村主任并非就不牽掛和懷念故土,但他的方式是從韓家洲運來一塊巨大的石頭,刻上移民的姓名。這塊石頭象征著故土。但這一給移民心理安慰的石頭被父親和母親理解為個人撈取利益。當然,這一切都在尋找奶奶的過程中,在韓興水酒后的解釋和傾訴中,得以釋然。父親和母親以及韓燕玲都由此獲得了對自己、對他人復雜情感的重新理解。南水北調對幾十萬移民的影響不是新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方式,更重要的是對幾十萬人文化心理的顛覆、瓦解、拆分。他們必須重建一個使得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心理和文化世界。因此,可以說奶奶的出走正是因為失去了一個支撐自己的精神世界,對奶奶的尋找正是對這一還未構建成功的精神世界的尋找。

趙麗的《桃花源記》(《長江叢刊》201512期)以攝影家梅蕓的視角深入當下的生態現實。“我”應邀去茅湖縣拍攝風光攝影集,卻發現如同桃花源般美麗的風光里彌漫著死亡般的氣息,即一個中學建設在一個有輻射的廢棄工廠廠址上。而周圍的村子里已經有一半的人因為癌癥去世。這一發現讓梅蕓不再有拍攝風光影集的激情,反而不斷去揭穿這一內幕,但梅蕓和丈夫,與縣長曲平一家有二十多年的友情。梅蕓的想法不僅遭到丈夫夏輝的反對、縣長老婆麗慧的冷漠,她尊敬的作家老吳、資深記者郭主任等都退避三舍。在她最孤立無助的時候,欣賞她、與她相愛過的男人楊澤也莫名地消失了。與此關聯的每個人,或者為了仕途、或者為了友情、或者為了生存,都逃跑了。梅蕓覺得自己無比可笑地面對著這個世界,一個人面對著一顆威力無比的炸彈,一個威脅著無數學生和村民的輻射污染源。在她揭穿內幕的一次次失敗中,那些桃花源般的景象依然遮蔽著丑陋和可怕的真相。這是一部關于環境的作品,但同時又楔入了縣城政治生態的盤根錯節。在一個人口不多的縣域世界,一件小事、一個官員的沉浮,似乎牽扯著所有的人,因此,成就一件事與破解一個局面同樣困難。鄉村環境的腐敗、惡化早已不是新聞,但以小說的形式表現這一主題的作品并不多。因此,這是一部具有勇氣的作品,而且作品比較成功地刻畫了“我”的正直與無奈、痛楚,也尖銳地批判了以夏輝為代表的一部分男人的虛偽、軟弱,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質問梅蕓為什么不顧朋友的前途和友情,而漠視無數普通人的健康隱患和生命安全。無數的人正是以高尚的道德為理由,污染和破壞著整個社會的生態。這或許是《桃花源記》所要努力表達而未能充分表達的。

城市化一個最直觀的表象就是大規模的拆遷和建設。韓永明的《發展大道》(《當代》20152期)圍繞一條主干道的修建,描述了當下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設過程。其中,建設資金的不足、籌措與拆遷安置中的矛盾訴求、強拆導致事故的處理,違建種房、上訪鬧事以及維穩協調等等,讓城市化過程中的投機、焦慮、急躁、無奈、疼痛、犧牲得以形象感性地再現。作品在大量生動、鮮活的對話中,把政府干部、企業家、銀行、普通市民等多個階層集合在一個項目上,一條令所有人愛恨交織的道路上,讓人深切地感受到“發展”的大道上從來就不是只有“高歌”和笑語,也有悲傷、痛楚和討價還價。

二、復雜的與無序的困境

在湖北小說創作中,謝絡繹對題材的選擇總是出其不意,而且故事推進的跳躍性、敘述語言與時代生活的關系更為緊密。她2015年的新作《舊新堤》和《倒立的條件》充分顯示了作家創作的這一藝術特征。《舊新堤》(《中國作家》20158期)所寫的 “石翠花”是一個極為典型的當代青年女性形象。石翠華在去見客戶簽合同的路途中突然放棄合約而回到公司周年慶的場面,同樣,在即將要跟水果商結婚的時候,她突然改變主意,離家出走,與大學時代的男友幽會;她根據自己的心情來確定染發的顏色,根據自己的意見決定工作方式和時間,無視公司規定和領導權威,甚至說辭職就辭職……總之,在“石翠花”身上充滿了不確定性。石翠花的同學毛毛,卻是一個精于計劃、心思縝密的女性。她不露聲色地就業、不露聲色地結婚、不露聲色地辭職,并開辦自己的公司,而且這個公司的業務與石翠花存在著競爭,石翠花暗戀的男人正是這個公司的核心。那么,石翠花是因為自己的容貌不美而無所顧忌嗎?是因為暗戀的男人與自己的同學結婚了而辭職嗎?是因為初戀男友結婚了而對自己即將面臨的婚姻沒有信心了嗎……對石翠花的“鬧騰”、不確定性,可以設想出很多的疑問。但對此卻很難找到滿意的答案。這正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生存困境的一種表象。在全球化背景下,審視現代人的生存境遇,我們自然會感受到現代化的驚濤駭浪對既有世界的沖擊、席卷。一夜之間,似乎我們的世界不再有秩序和穩定,更沒有整體感。這是令人驚恐的。更為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時間等待被打亂的世界重建。對此個人無能為力的社會進程,我們更多的可能是無奈和“折騰”,當然你可以換一個詞叫“奮斗”。但我們也可以用一種方式重述、創造與此相對應的虛擬世界,比如,自由、游戲、非理性、戲擬、反諷,等等,如此,我們可以更加形象和感性地體驗這個世界的荒謬,人生的孤獨,理性、理想的失敗。這或許是一種姿態,是如同石翠花一樣的無數人在失望之中唯一可以采取的姿態。其實,在石翠花喜怒無常、放肆大膽的背后,何嘗沒有痛苦、心酸、憂傷。只是,這些對改變這個世界無濟于事。

《倒立的條件》觸及的是一個特殊題材,監獄生活。肖云彤因遭遇強奸,失手殺害了徐副院長被判重刑。在監獄中,她既要與案犯魏蘭的性騷擾周旋,又要在刻板的監規、監管中尋找希望。在無望的改造中,肖云彤以表現換減刑的努力,又因為其他案犯的自殺被勾銷。當然小說的奇詭不在于女子監獄的生活世相,而在于本沒有親人探望的肖云彤突然有了探視的親人,而且還是過去幫助她找工作、后來因公犧牲了的警察武揚,一個她自己都記不起來的高中同學。在開始的猶豫和懷疑之后,便接受了一個陌生人的探監,而且還得說服自己,這個陌生人就是自己的親人和希望,她得與這個人建立信任甚至是某種幻想的情感。這樣一個與監獄有關的“非常態”的故事當然超出了我們大多數人的經驗。當肖云彤無數次的申訴被拒絕或漠視,當老實改造就是認罪、就是前途這樣的真理擺在你面前,你是相信一個陌生人帶來的驚喜或希望,還是相信日復一日的忍受冤屈繼續沉默,等到刑滿釋放?在一個法治照耀不到的地方,一種不可相信的假死復生或許就是唯一你可以相信的出路。與其說肖云彤關注的是武揚的動機,不如說她是尋找或呼喚自由的出口。這樣讀來,作品所寫的并不是一個監獄題材的故事,而是一個有關身處困境的現代人的解放和逃逸的故事。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自啟蒙理性獲得巨大成功之后,我們習慣用實證、真理、知識代替想象,我們的精神世界已不再具有理想主義色彩,也喪失了批判、反思、質疑的精神。“武揚”第一次出現在探監的現場,肖云彤就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死人不能復生,這是知識和真理。但肖云彤后來說服了自己,警察可以因工作需要假裝犧牲了,然后改換身份再次出現在生活之中。相信這個自稱“武揚”的人是來拯救自己,并隔著玻璃要握住對方的手,她害怕失去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信任。這不是她與武揚的信任,是人對生活和生存的理想建立起來的信任。這樣寫來,現代人生存境況中的那種深入骨髓的疼痛就令人欲哭無淚。我們以生命的形式存在于這個星球和世界,既無奈,也可憐。這個作品看似漫不經心的構思對作者對當下的創作都具有不可忽視的超越性。

2015年《湖南文學》以增刊的方式刊出了武漢第十三屆長篇小說筆會作品。除上面已經提及的深海的《每個人的黃昏》外,肖靜的《靜水深流》、張慧蘭的《離婚》等也都有值得注意的藝術特色。《靜水深流》以典雅的語言,通過一個企業的危機應對過程,觸及了一個現代性話題,即當代公共生活危機及其整合。從事英語培訓和出國留學服務的紅楓集團發生一連串變局,董事長程全被排擠出領導層,副總顧慕青攜款出逃,副總余文昊一邊悄悄與其它公司合作,一邊幸災樂禍坐看風云變幻。妥協的結果是把不懂經營的費天歌推上董事長位置。領導層還沒穩定,集團便遇到了美國考試服務中心的起訴,同時法院上門查封了賬目和財產,教師一個個離職、學生紛紛要求退款。這樣一盤看似無法解開的死棋,在董事會秘書林子櫻的努力下,竟然奇跡般出現了轉機。林子櫻請莊士誠出面疏通教育主管部門、大使館、領事,她出面協調媒體,及時通知并請程全回到公司,找到“激情英語”培訓機構,承接激情英語的培訓業務,與此同時,費天歌主動請程全擔任董事長。一場看似不可扭轉的危機化險為夷。小說在敘述這一系列的企業運作中,極有節制地敘述了林子櫻與三個男人的情感,與莊士誠的覆水難收、與程全的介乎兄妹和情人之間的復雜情感、杜子軒對林子櫻單向的愛慕之情。當代公共生活的危機主要表現為個人與集體、單位、公司、企業、團體之間價值和認同危機。程全的被排擠、顧慕青的攜款出逃、余文昊的吃里扒外、教師離職、學生退學等等,表面上是權力、利益沖突,其實質都是個體不再認同紅楓集團。因此,當代公共生活更需要的是主體間的交往理性,即,通過主體間的溝通、融合,為復雜的社會整合提供有正當性、普遍性的規范,引導人際關系合乎理性地發展。這種重建的本質當然就是價值認同。激情英語的杜子軒如果不認同與紅楓集團合作的價值,即使再愛慕林子櫻,也不會在紅楓集團搖搖欲墜之際出手。程全不認同紅楓集團的價值,即使有林子櫻的復雜情感,也不必然會返回董事會。盡管作品觸及到了這些現代性極具敏感的話題,但顯然作者沒有自覺地開掘這一令人無法抗拒的領域,而是堅持傳統的格局,在企業復雜的人際和利益紛爭中書寫企業人的情感。無疑,這些關于情感的描寫是優美動人和從容雅致的,但一個企業的重建和發展,必須超出當事人的情感才最終有穩固的秩序和基礎。張慧蘭的《離婚》雖然寫的常見的家庭婚姻題材,仍然有可貴的發現,即寫出了一個離婚的女人如何走出前夫的籠罩和對未來的恐懼。

在近幾年的湖北中短篇創作中,普玄算得上高產的作家,而且其藝術技巧愈來愈成熟和老道。普玄的《酒席上的顏色》(《小說月報原創版》20155期)以一個剛滿月的孩子的口吻敘述了一個非婚孩子的成長史。整個故事濃縮在滿月酒的過程中。劉蝌蚪自滿月就目睹了母親的屈辱、劉背頭的軟弱、劉背頭老婆的霸蠻。這個劉背頭在婚外生育的孩子,由于不能獲得法律的承認和保護,也由于自己的母親得不到尊重,不斷想要殺死自己的父親。這個念頭從滿月一直持續到成年,當然他始終沒有成功。更令他困惑的是,自己的母親想要與劉背頭結婚,未來還要埋在一起。小說觸及的顯然不僅僅婚外孩子的尊嚴問題,而是如何看待劉背頭與“我母親”的愛情。當然,與劉背頭、“我母親”相似還有礦老板、酒廠廠長等人。礦老板的老婆不能生育,也不準許礦老板有任何想婚外生育的念頭,否則就會被老婆的堂哥用槍頂著威脅。酒廠廠長的前妻要奪回酒廠的所有權。這些男人很難從道德上評判對錯。渴望養育一個兒子,渴望有一個子女,是再正常不過的文化心理。這一深遠的驅動力必然帶來對已有的婚姻、家庭的沖擊。道德可以規范人類的行為,但不足以解釋人類豐富的情感和命運。劉背頭的老婆可以譴責劉背頭和“我母親”,但可以歧視“我”嗎?礦老板老婆的堂兄可以以道德審判礦老板,但可以用槍威脅礦老板并把礦老板關進監獄嗎?酒廠廠長的前妻能因為離婚把酒廠奪走并把廠長關進監獄嗎?這些以道德審判對方的哪一個又不是充滿強烈的自私和邪惡的復仇心理?人生的豐富正在于其情感和命運并不是按照程序設計的軌道運轉的,這也正是人類生活的魅力和價值之一。每一個具體的人都應當對各自人生中不可預知和超出“規劃”的情形報以寬容和仁慈,至少要表示出努力理解的姿態,把“無常”看做為“日常”。如此,人人都渴望的和諧才有可能性。

三、個體的與歷史的荒唐

曹軍慶多年來把視線聚焦在縣城生活的不變與變化上,他善于在傳統的習以為常的題材和故事中發掘新意。其中篇《我們曾經山盟海誓》(《作家》20152期)所寫的是一個熟悉的離婚故事。丈夫趙文化的公司破產了,在審查專班進駐公司后,趙文華說服“我”與他假離婚,目的是為了保護“我”。可當“我”再次回到縣城,假離婚變成了真離婚,趙文華不僅沒出事,而且收購了破產的國有企業,正準備他的新婚。但這個離婚題材之所以不同于常見的家庭婚姻故事,在于作家將一個企業的發展、破產、改制與一個地方風俗文化的包裝、一個企業管理干部的成長融合在一起,使得趙文華的離婚與結婚來自一個預謀已久的計劃,而“我”卻始終未能覺察這一點,一直把婚姻的變故視為一個偶然的事件。趙文化因為做司機稱職,被林局長重用,以辦公室副主任身份到下屬公司任職,林局長當縣長后,趙文化大展拳腳,公司迅猛壯大,但林縣長在即將升任縣委書記的關口卻出了事并進了監獄。趙文化一邊對妻子渲染此事的復雜和嚴重性,一邊制造會計吳艷艷在背后整人的恐怖氣氛。這一切,“我”都信了。“我”甚至躲在“盅村”,回味“我”與趙文化請皂婆“做盅”的甜蜜往事,“我”深信“我”與趙文化的山盟海誓,我們的生死已經被皂婆用神秘的“盅”術綁在一起。然而事實上“盅”村及其“盅”文化根本就不存在,是林縣長在該地擔任鄉鎮書記時,請民俗專家和一幫演員為發展旅游包裝出來的一個民俗風情游,而且“盅”村文化旅游最大的投資商居然是趙文化,當初向“我”宣傳“盅”村、馬上就要嫁給趙文化的吳艷艷曾經是林縣長當鄉鎮領導時的情人……如此看來,吳艷艷煽動“我”去“盅”村旅游,不是偶然的,她是一名優秀的“托”。趙文化在“盅”村,睡在棺材邊上并不害怕,而且還想著升官發財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他知道是假的,并了解他自己投資的項目的前景。林局長從局長到縣長一直關照趙文化,也不是偶然的,趙文化的忠誠和執行力,足以讓他相信和放心。趙文化在家里每天罵“吳艷艷”也不是偶然的,他要表現得自己并不喜歡這個妖冶并善于做假賬的女人……這一切最讓人稱奇的是,居然都那么真實。小說讓我們看到,客觀展開的社會進程、客觀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現象和面貌,并不完全如我們所想象的那么“自然”或“必然”,歷史和事物的邏輯中包含有太多“人為”的力量,只是大多數時候,我們并沒有去追尋對真相的揭秘,或者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真相,是對事物邏輯的另一種解釋。這是《我們曾經山盟海誓》從日常生活中、從我們熟悉的中國經驗中,發現和呈現的現代性智慧。這一帶有“啟蒙理性”意味的揭示包裹在諸如“盅”文化、婚姻變故、官場世相的傳統氛圍中。

胡雪梅的《團頭魴》(《山花》20154期)是一個與魚有關的故事,與歷史有關的故事,當然也是與人有關的故事。作品把歷史中文人關于“團頭魴”的詩詞、傳說作為引子,以魚類專家到鄂城研究“團頭魴”的培育、養殖為線索,敘述了極左時代鄂城一群漁民的辛酸、曲折、慘痛的命運。紅旗與母親“美”賣魚途中巧遇魚類專家,因為獲知魚類專家將到樊口研究“武昌魚”(團頭魴),紅旗與“美”都希望為研究人員當后勤和助手,但政治覺悟極、充滿階級斗爭熱情的村支書張新紅,擔心毛主席安排的這一偉大研究會被階級敵人破壞,她對“美”這個地主老財的三姨太的一舉一動時刻保持著警惕。對張新紅處處歧視、懷疑、刁難、侮辱自己的母親,紅旗一直想要報復。在一個暴風雨席卷養殖基地的夜晚,在搶險過程中充滿怨恨的紅旗故意拖延搭救水中的張新紅,不想張新紅因此被洪水沖走。紅旗的母親不愿意案件牽扯到他人而主動自首,兒子紅旗連夜逃跑。“美”的被判刑和槍斃成為樊口的一個節日,成千上萬的人為目睹一個漂亮的地主姨太太而聚集,也為武昌魚人工養殖獲得成功而慶祝。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樣因為成分、出身而與屈辱相伴的命運故事,不勝枚舉。它之所以值得被再次書寫,我想是因為其獨特的元素,武昌魚。武昌魚本來就是無數魚中的一類,盡管有眾多的詩詞曾經贊揚過它,但它仍然是魚。但在毛主席的詩詞寫到武昌魚之后,它不僅僅是魚了,它具有了神的一面,它的神圣、偉大來自于人們和那個時代對一個人的迷信和崇拜。正因此,以張新紅等人為代表的干部群體才把養殖場、科研團隊以及圍繞科研工作的其他工作上升到極端和荒唐的高度,才會對有絲毫疑點的人秉持懷疑和警覺,乃至歧視、跟蹤、侮辱。在極端的政治環境賦予武昌魚的神性之外,我們也可以看到一種來自俗世、來自日常生活、來自百姓命運對“武昌魚”神性的提煉。比如,“得五”的娘,因為團頭魴拯救兒子得五的生命,她立下遺愿放生團頭魴。在得五的人生中,他為實現母親的遺愿放生。紅旗的母親“美”為祈禱兒子死里逃生,委托得五放生武昌魚。逃到美國的紅旗為自己的母親請求得五幫忙放生武昌魚。最后,紅旗決定把一生的積蓄用于放生武昌魚。得五在六十年的人生中,每年的放生節都履行這些普通百姓的堅定誓言,一群小人物在卑微的人生中譜寫著超度萬事萬物萬人的宏大意愿。這是更有生命力,更有溫度的神性。

《團頭魴》在一個過往的悲劇和荒唐的歷史中,講述了真正的神性何以產生,何以進入每個人的人生,并與他們的命運相慰藉。當然,個體的心靈和命運歷史也具有特殊的審美力量。朱朝敏的創作一貫專注內心隱秘的世界及其復雜性。其中篇《烤藍》(《芙蓉》 2015年第5期)對女性創傷的形成、在命運展開中的影響以及撫慰有著別具一格的講述,彌漫著清晰、細膩的女性主義特色。

2015年湖北中短篇創作無論是對當前現實生活中重大主題的關注和切入,還是對紛繁無序的現代性現象的感知與敘述,抑或是對歷史中的集體記憶與個人命運的重述,都表現出作家們對現實的敏感與熱情,對當代人所面對的困境的獨特把握,以及對歷史的思考與拷問。這些可貴的藝術品質讓我們對湖北的小說創作充滿了信心。在今天極度個性化、碎片化的生活形態中,渴望塑造和刻畫代表、影響一個時代的人物形象,或許是更加困難的挑戰。我們講述的或許不那么典型,但它們的確是真實地進入了我們心靈世界的人物和生活,因而是可以折射這個時代的人物和生活。離心靈更近、離生活更近,由此可以獲得更深刻的感知與體悟、創造更寬廣的藝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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